2010 从四个方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2010年，要做到“保增长”和“调结构”兼顾，就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切换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为经济尽快结束底部盘整、走上新一轮又好又快的上升通道提供制度保障。

　　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可能陷入较长时期的衰退之中，经济格局和增长模式都将出现重新调整。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保增长”和“调结构”，一个不能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今后要重点实施和深化以下四大改革。

　　加速城市公共事业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

　　首先是加速城市公共事业改革，缓解现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发展的瓶颈约束，提高人口承载能力。我国目前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与城镇化水平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所谓的“城市公用事业”是指那些为公众提供普遍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供水、供气、供热、绿化、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具有公益性、外部性、地域垄断性、网络垄断性四大基本特征。

　　公用事业改革是当前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热点，被称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全面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并以此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机制的转换，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城市市政投融资机制，促进市政公用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统筹城乡，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相对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我国城镇化发展程度明显滞后。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也说明积极实施城镇化尤其是多层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外延式发展的空间不大，未来吸纳新增城市人口的主要途径应该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其中有两个重点：

　　一是适应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做强做大县级城市，并优先将农村人口转移压力巨大的农业大县纳入政府鼓励发展范围，增加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加快县域城镇化发展步伐，推进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升级，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和活力。二是通过“撤村并镇，集中居住”，发展小城镇，实现农民就地转移。

　　中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壮大的生力军是来自农村人口转移，因而需要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限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重点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重点是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社会环境

　　首先是当前我国已处于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极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发展型消费环境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由于社会公共保障体系职能缺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四大本该由政府来提供绝大部分保障的服务领域，现在却成为严重抑制居民即期消费的“四大取款机”。正因为如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成为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而且有利于改善民生，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是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释放农村需求潜力，是我国新阶段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手段。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在外需可能长期难以复苏的情况下，只有农村需求才能够对外需的萎缩进行有效对冲。与城镇相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最大的是社会保障。在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种隐性补贴中，比重最大的是社会保障补贴，占隐性补贴总量的45％。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明显偏少。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对不同收入人群消费行为的影响各异，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要更大。建立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不仅能够缩小城乡差距，而且能够更好地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和刺激居民总体消费需求。

　　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更多地应体现为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补课”。从刺激消费和保持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客观要求出发，应当逐步把扩大内需的投资重点转到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上来。根据有关专家测算，未来12年只要每年将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增加1～1.4％，总计投入财政资金6.42万亿，到2020年就可以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将免费义务教育由9年扩展到12年，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届时，居民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10多个百分点。

　　加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

　　首先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让社会公众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居民消费率提高提供制度保障。

　　经济要转型，社会先转型。长期以来，我国初次分配体制不合理，过度倾斜于政府和企业，而对个人收入及民生问题重视不够。数据表明，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7％升至20.4％，年均提高0.87个百分点。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3.55％，分别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出2.18和5.24个百分点。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体制直接导致了固定投资与居民消费严重失衡。

　　扭转投资与消费失衡，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前提在于调整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

　　从目前情况看，政府推出中国特色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十分有必要，这不仅是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举措，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相对当年的日本而言，今天的中国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形势更为有利。日本在开始实施《计划》的1960年，在世界上只是一个“二流半”国家，人均GDP刚过400美元（2008年价，下同），到1970年结束时也才刚过2700美元。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经济总规模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则为世界第一，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要远远好过当年的日本。

　　其次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总体消费倾向。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国民收入体制的主要改革措施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合理的薪酬制度，避免行业收入和个人薪酬差距过大；二是调节公务员工资，考虑经济快速发展和强势政府对公务员财富心理的影响，应当实施“高薪养廉”和“阳光工资”，制订政府官员财产公开披露制度，严堵灰色收入漏洞，维护社会公平；三是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四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切换投资增长引擎

　　首先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单轮驱动经济增长的格局难以持续。

　　今年以来，在三大需求中，外贸出口始终是负增长，居民消费增长虽然比去年同期有所加快，但依然处于历史正常区间之中，唯有政府主导下的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

　　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加大投资来促使经济增长见底回升，是最有效的短期救急方法，但却不可持久。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带来巨大财政压力；二是政府投资的“扩张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反而不利于经济的真正复苏。

　　其次是放松行业管制，扩展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启动民间投资来逐步接替政府投资。从统计数据看，今年以来民间投资虽然也出现了较快复苏，但以完成在建项目和政府投资配套项目为主，民间资本自主性投资总体上呈现低迷状态。

　　初步分析，影响民间投资的体制性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垄断行业存在明显的所有制歧视。目前我国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比重不足二成，其中铁路行业民间资本的比例仅为0.6％。在市场进入条件上，依然都对国内民营资本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在许多省份和地区也较为明显。

　　二是有些产业领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准民营资本投资经营，但是存在着事实上的“玻璃门”。民营资本在进入时将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事前审批，在项目审批、土地征用、信贷资金、上市审批等一系列环节上，所付出的成本要大得多。

　　如果民营经济始终不能启动，经济就不可能走上持续健康发展轨道。

　　七大因素促进就业趋势好转

　　2010年经济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劳动力需求增长将有所加快，城镇登记失业率将有所缩小。就业的结构矛盾将更加突出，一般技能劳动力就业比较困难，高技能劳动力和重体力劳动者短缺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制约产业结构的升级。

　　七大因素支撑2010年就业形势有所改善

　　第一，外部经济环境比2009年明显改善。根据国际权威组织的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衰退将宣告结束开始回升。伴随世界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也将止跌回升，我国出口增长将结束下降转为恢复性增长，如果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持续的时间能够延长到明年年中以后的话，则可能形成国际市场需求的报复性反弹，拉动我国外向型经济快速反弹。

　　第二，我国经济结构已获得初步调整。经过2009年的结构调整，失调的产业结构有所改善，这表现在汽车消费热点已经形成、房地产投资迅速恢复了高速增长、农业连续六年获得丰收及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扩大农村消费、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改善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环境、各级财政在医疗、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教育等方面投入增加有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

　　第三，政策环境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首先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重点将从保增长转移到调结构，这不仅有利于使政策产生更大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是国家将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国家多次提高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等。

　　第四，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明显恢复。从2009年二季度起经济增长逐季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都超过本轮经济周期扩张期的水平，在出口持续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工业生产增长不断加快。

　　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息指数已经从2009年3月份的最低水平86.0逐月回升到8月份的88.0，虽然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但已形成稳定的回升趋势。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从去年四季度94.6的最低点逐月回升至120.1，虽仍处于本轮周期的低位，但也已形成稳定的回升趋势，且加速势头十分明显。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这种信心的恢复将对2010年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五，2010年劳动力需求将有所加快。上述因素决定了2010年我国经济将进一步复苏，GDP增速将继续有所加快，带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可以乐观地预期，2010年就业形势将好于2009年，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会更加突出，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非技能性低端劳动力也将短缺，主要表现为民工荒问题，推动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预测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将比2009年有所回落。

　　第六，外需不足和成本上升共同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调整自己的需求结构和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压缩消费，增加储蓄，这种改变必将影响我国出口的增长，压缩我国出口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供求结构的矛盾推动劳动力工资成本不断上升，降低我国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促使我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移，加快我国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可能也是造成目前失业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第七、过于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导致新的结构问题。为了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全球主要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超量货币注入市场使流动性严重不足一度陷入停顿的金融系统得以重新运作起来，并逐步恢复了生机，遏制了经济危机的继续蔓延和深化。但这种紧急救助措施只是一种应急行为，不可能长期为之，即使是短期为之，对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副作用。以我国为例，房地产泡沫重新膨胀起来、产能过剩矛盾加剧等问题依然存在。

　　关于就业工作的六点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一种产品过剩就意味着这种产品投资和生产停滞，一个行业过剩就意味着这个行业的投资和生产停滞，全面过剩就意味着全国投资和生产停滞。我国人均GDP才刚刚超过3000美元，不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就宣布出现全面过剩，显得十分可笑，对经济发展也十分有害。其实，我国目前出现的过剩，只是局部的过剩，多数是暂时的过剩，大多数是低水平的过剩。大量高端产品我们目前还不能生产，还需要依赖进口，这就是我们的不足和未来努力的方向。

　　要抑制过剩产能、提升产业结构，需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热常常导致新的产能过剩，经济收缩固然有利于企业增强产品和技术升级的内在要求，但经济收缩时企业资金紧张，社会预期不良，不利于企业对产品和技术升级的实施，因此，经济平稳发展最有利于结构升级。宏观调控就是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既防止过热，也防止过冷，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

　　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要把握好度，力度太小起不到作用，力度过大则副作用甚大。做到准确适度很难，在力度偏小与偏大之间，宁小勿大，这样虽然对就业有一定影响，但对结构调整和持续发展更有利，从长远看也有利于就业的增加。

　　第二，大力调整教育结构，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经济的发展一靠数量的扩张，二靠结构的升级。数量扩张型的增长很容易达到极限，而结构升级型的增长却没有极限，即使达到世界领先的技术结构也仍然有升级的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既有数量扩张型增长，也有结构升级型增长，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结构升级型增长的要求就越强。加快结构升级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素质条件，这是我国当前实现结构升级面临的最大的约束条件。因此，教育是解决就业的长远之策。

　　目前，我国教育结构和学科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脱节，不但没有通过人才的培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反而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窘况。从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就业良性互动的需要出发，必须加快教育结构的调整。

　　一是要根据人才金字塔形的需求规律，调整学历教育的结构，压缩博士硕士比例，提高培养质量，扩大专科和中专教育比例，同时在技术职务晋升和工资调整中弱化学历的作用，强调水平和贡献的作用。

　　二是要根据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大力培养理工科人才，尤其要重视各类学历教育中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是要改革高考及录取制度，促进中小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使教育更符合教育规律，使中小学生的成长更符合青少年思维、知识、能力和身体发育的规律。

　　四是大力宣扬劳动光荣劳动者光荣的思想，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缩小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基本工资水平差距，适当拉大奖励的差距，鼓励多劳多得，鼓励创新者多得，鼓励贡献大者多得，抑制投机性收入。

　　第三，加强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部分企业破产和相应的劳动力失业，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帮助这部分失业人员再就业就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一方面要发展职业中介组织，沟通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的信息，促进再就业。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培训，提高求职者和在职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使他们适应结构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要建立终生教育体系，使任何人不管想接受什么专业培训都能找到学习场所。政府要对专业培训机构的资质加强管理和监督，确保培训质量。应鼓励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业利用自身的师资和技术力量开办培训机构，实行企业化经营。国家可对专业培训活动实行免税或低税，以降低培训成本，吸引更多人主动地经常性地接受培训，满足日益加快的产业升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要。

　　第四，大力推进企业的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技术研发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员工培训和技术交流以及创建提升企业文化等都具有超乎想象的功效。

　　信息化过程中会使部分工作岗位减少，影响少量就业，但全面实现企业信息化，将使落后企业变成先进企业，并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能使企业大多数原有就业岗位保持住，而且能增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因此，国家应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促进企业信息化。

　　第五，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小企业发展。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不仅使大多数无房的城市居民和进城农民的住房梦破灭，而且大大抬高了城市创业的门槛，增加了城市创业的风险，不利于小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减少了就业门路和就业机会，推迟了城市化进程。

　　要大力发展小企业，特别要大力发展小型服务企业，除了提供税收优惠、贷款扶持、人员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外，需要各级政府解决建立企业所需要的用地用房问题，并降低用地用房成本，为小企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第六，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相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各新兴国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长期升值预期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部分外国投资者对国内出口企业产品的价格优势感到担忧，对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因而把已落户我国沿海地区的企业资产转移到周边国家，使这些企业的工人面临失业。

　　建议加大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惠力度，吸引沿海地区的低端外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这种方式为沿海地区产业升级腾出土地资源，同时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集中，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来源：上海证券报